后　　　　　记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说的人类。我这本书“怀胎”却 长达３３年，但终于降生了！ 　　３０年前我告别了部队生活后，总觉得建国初期那段生活很值得 一写。６２年我就斗胆动笔了。第一稿完成于６３年，最初的名字叫 《雄鹰初战》。８０年代重写，９０年代再动“大手术”。改名《漩 涡》。出版社后来来信建议改作《特殊的战争》。要说写小说，这辈 子我本没有这个资格。幼年家贫，没上过几年学，１４岁便投笔从戎， 在部队上了一年多速成中学，这便是我的学历。但要说写，４０多年 来我写的废稿不拉一板车也装几麻袋，这本书就重写了１９遍！但最 初引起我写作欲望的却是一个偶然又偶然的机会。 　　５０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楞小子。工作积 极，知识贫乏。也许是当年的一股子朝气引起一位入伍不久的哈尔滨 姑娘的垂青。这姑娘长得不算太漂亮，但知识水平堪称“群芳之首”， 博学多才，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我羡慕她才学渊博，彼此都有了 爱意，接触也就多起来。这姑娘很有心计，我们在一起的时侯可不像 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她总是滔滔不绝、娓娓动 听地给我讲故事。我常常陶醉在她那些令人心潮起伏，如临其境的故 事情节中。但每当我听得津津有味，一迭连声地追问她“后来呢？后 来呢？”之时，她便戛然止声，笑而不答。弄得我心急火燎的，她便 谆谆善诱地告诉我，“这都是书上写的故事，要知道后来怎么了，自 己去看吧！”这样，我终于上了她的“当”，她用这种办法引诱我看 了几本书，从此渐渐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此后，我从书本上不知获 得了多少知识。事过４０年，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这位姑娘老师送给 我的几本书：《这里已是早晨》、《牛虻》...... 　　后来我要到朝鲜前线去，过江前去看她。她给我准备了一大瓶多 种维生素。临行我同她开玩笑说：“这次过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 回来见你？”她有些动情，佯装看表靠在我的身上。走的时侯我才意 识到她想让我拥抱她一下，但当时我竟没有那个胆量！我们就这样分 手了。后来听说她常常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头上深情地向朝鲜了望。却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这位姑娘撒在我心 中的一粒“求知”的种子一直在茁壮成长。她做梦也想不到，这粒种 子经过４０年的风风雨雨竟结出《特殊的战争》这样一粒不算丰满的 果实来！她也许会高兴，可我却不知应该如何感谢这位可尊敬的启蒙 者。 　　朝鲜停战后，我留在朝鲜一年多。那时侯，除了每天去割草帮助 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外，别的事不多，我有充分的时间去“博览群书”。 ３８军在一个大山洞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空军前方指挥所就 在他们军部旁边。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把那图书馆里不多的 藏书全看完。什么《红与黑》《斯巴达克斯》、《灵与肉》、《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死魂灵》......等等。可这些外国名著我大部分 都看不懂，曲溜拐弯儿的名字也记不住。看不懂也看，囫囵吞枣，多 少也有收获。后来我想还是老实点儿去看中国小说吧。那时候国产小 说不多，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看了两三遍。后来只要出了新 书我必要千方百计弄到一本来看。看多了，就产生了写的念头。我常 想起那位哈尔滨姑娘的一句话：“我要写，写出人类的爱。但经过一 生的努力也许我什么也写不成，可我永远也不灰心。”这句话也成了 我要写的促进剂。 　　我想写的东西很多。在我的印象仓库里，生活十分丰富。我亲眼 目睹了建国初期我国空军诞生和成长的过程。那时侯，我在电台上当 报务员，对空台、塔台、情报台都干过，整天和飞行员们在一起，每 次作战回来，还有机会听听他们的“战评会”。冬天在机场值班很冷， 我在塔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常有一些飞行员偷偷从空勤灶食堂给我 拿一些面包夹肉片之类食物让我吃，好让我允许他们到塔台车上暖和 一会。 　　第一次轰炸大和岛那天，我在对空台值班。负责掩护的歼击机部 队晚起飞几分钟。带队长叫孟进，７团副团长（５１年底已献身抗美 援朝）为了赶时间、起飞后他没有按常规绕场一周，爬高后再到战区 去。我在无线电里只听他喊了一声：“右转弯１８０度！”离开跑道 便是一个侧身倒转，一面爬高一面直奔战区。有些飞行员听清了，“ １８０度”跟上去；有些飞行员没听清，仍按常规绕场爬高。部队一 下子拉乱了。孟进下令“各自为战”，三大队大队长牟敦康飞在后边， 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带队长机已经１８０度侧身倒转直奔战区，率部紧 跟上去。但到了战区，我们的轰炸机群已经被数不清的敌机压到海面 上，抬不起头来。他们不离不散，虽然已被击落三架，仍编队飞行， 集中火力抗敌。这一悲壮场面激发了牟敦康。他从７千米高空连连发 起进攻，拚死挽救轰炸机群。他的动作太猛，第三次进攻后，僚机魏 双录报告说：“看不到你了！”牟敦康命令他“和别人编队，继续战 斗！”此后就再也听不到牟大队长的声音了。一说掉进了海里。 　　战斗结束后，魏双录两眼含泪在战评会上说：“大队长一看我们 的轰炸机被压在海面上，空中乱糟糟的，到处都是飞机和降落伞，他 连连发起三次进攻。第一次进攻拉起来，我的眼睛直冒金星；第二次 我勉强跟上；第三次我……大队长有胃病，他不让我说。刚才上飞机 他还捂着肚子呢！……” 　　我也是含着眼泪听完他的报告的。 　　在我的记忆里，诸如此类的感人事迹太多了。停战后我就直想写。 １９５４年，我就大着胆子比葫芦画瓢写了一个短篇，题名《小牛和 他的报务主任》。稿成后寄给“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过了一个月， 稿子退回来。退稿中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用毛笔写的信。信上说：“ 你写了两千多字，小牛这个人物也写得活灵活现的，但我们看了两三 遍也不知道你在这篇稿子中想说明一些什么。”并建议我看一本叫《 文艺学概论》的书。这封信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跑到书店买了一本 《文艺学概论》，一口气看完，还记了两三本笔记。这是我第一次和 文学理论打交道。此后我又上了二年函授班，才逐渐懂得了什么叫“ 主题思想”，什么叫“情节结构”，什么叫“人物描写”等等。 　　以后的几年里，我先后写了上百个短篇小说，短的一两千字，长 的一两万字，遗憾的是，百分之九十九都“名落孙山”。总结经验和 教训，我认为还是功底太差。为了练功，我决定暂时放弃写小说，专 攻通讯报导。起初我写了几篇小文章，寄往报社，竟如一根毫毛落进 大海里，一点回音都没有。有一次我下大劲儿写了一个不到千字的小 稿，投稿前我发狠吹了一句牛，说什么这次再不发表，这辈子就“金 盆洗手”永不再写文章了。过了几天，真的发表在一家地方报纸上。 同志们看了还吹捧我，说我：“真行！人家说发表就发表了！”我也 有点飘飘然。但拿起报纸一看，文章署了我的真名谭良生，而不是笔 名“电兵”。我有些纳闷儿，提笔给这家报社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 报社回信。拆开一看，让我顿觉脸红心跳，无地自容。原来我的字写 得实在不好认。“电兵”的“电”字我写作“甩”。回信说“我们请 了几位专家共同辨认，谁也说不准是个什么字。说是个‘田’吧，下 边多了一条小尾巴；说是个‘用’吧，下边多了一拐；倒很象一个‘ 甩’字，可‘甩兵’什么意思呢？我们急于发稿，来不及细问，只好 用了真名。”看了信，我急忙给人家写信道歉，同时下决心练字。我 没上过几年学，写字没有基本功，全是照猫画虎。一般钢笔字的写法 都是自左至右轻轻往上挑，咱是往下压，粗看也别具一格，就是不好 认。可是要改变字体也不是件容易事，比戒烟还难。我买了毛笔、墨 盒，象小学生练写“上、下、左、右”一样一笔一划练蝇头小楷，练 了半年多，总算把字体改过来，向大众化迈进了一小步。“不打不成 交”，通过这件事，和报社成了“好朋友”，我经常写一些小稿，报 社也经常采用。那时侯，这家报纸上每月都有我几篇小文章。 　　我觉得有些的本钱了，就开始写小说，但成功率还是可怜得很。 偶而发表，也是“浪头”产品，赶上了形势。比如大搞“拥军爱民” 的时候，我写了个《鱼水情》；大跃进的时候我写了个《在依勒特林 场》；大办钢铁的时候；我写了个《第十次试车》。只能算作宣传品， 算不得文学作品。 　　当年转业的时候，我回到原籍，干部部门问我想干什么工作，我 一时拿不定主意。正在这时候，从我原单位转来３７元稿费，这一下 暴露了我爱写的特长。领导上便决定分派我去经委工作，任务是给领 导写材料。每１０天把全市工业生产情况写一个报告，叫做“旬报”， 字数不得超过５００字。我的天！几千字、几万字的文章我还能凑乎， ５００字的“旬报”可把我难坏了。这叫“水管里流不出血来”。我 从小当兵，对工业生产一窍不通。那时候，我天天提个破兜儿，骑上 一辆自行车跑工厂。官儿不大，单位名份高，一到工厂，人家的头头 们就来给我汇报。其实我什么也听不懂，什么产值、产量、劳动生产 率等等这些专用名词我听了像听天书。可我是上级单位来的，听不懂 人家也给我汇报；我听不懂自己也不敢说。人家说啥我记啥，有时侯 记也记不上，记上了回来我自己也看不懂。人家厂长呀，书记呀，局 长呀，正襟危坐地给我汇报，我倒像个木头人。当时听那种汇报简直 像受刑。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问人家劳动生产率不高，多上几个人 不是就提高了吗？人家一听笑了，私下里说我是“经委的干部不懂劳 动生产率，咋管生产呢？”后来主任就派我的“官差”：去哪个单位 送个通知呀，到农村去当个临时工作组呀，一句话，成了一个“临时 工”。我知道，这是我不胜任的缘故。可我生性要强，从不甘心做“ 偏将”。说我不懂，那就学呗。我乘工作之便天天跑工厂，专找工人、 计划员、统计员、调度员拜师请教，打破沙锅问到底。统计员做一张 报表，我必从原始数字到报表完成跟踪学习一遍，有时侯还亲自动手 做一做；每到一个工厂，我必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库研究一遍，每一个 细节我都动脑筋。我不再找他们的厂长、科长听汇报，而是参加他们 的调度会。这办法很灵，比上大学还实惠，不到一年功夫，再写５０ ０字的旬报也不用熬夜了。部长还说我写的东西“有骨头有肉”，“ 没有书生气”。 　　功夫不亏有心人，跑工厂多了，就带来一点副产品，写小说的念 头又萌动了。当时，我赶形势写了一个反映轧钢工人搞革新的短篇小 说。没费多大劲儿就发表在省刊上。 　　这时侯，１０几年军事生活的印象仍在我脑子里翻腾，搅得我睡 不着觉。我决定试试看，百忙中重新提起笔来。那时候，正值“低标 准，瓜菜代”的年代。粮食紧张，纸也紧张，跑遍全市买不到稿纸。 后来在一家大商店找到了，但又粗又黑，还是双格纸。回来和我爱人 商量，她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什么事都支持我，听说我要写长篇， 她全力以赴。稿纸是双格的，她灵机一动，到商店买了一瓶红墨水， 用米脱尺一页页给我打方格。我一口气写了３０多万字。她身患不治 之症，每天还要给我打２０页方格纸，保证供应！我白天上班，夜里 写作。刚转业家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就趴在一个大箱子上写。我的 身体棒，经常从下班写到天亮。太阳一出，用凉水擦一把脸，喝碗糊 糊照常上班。夏天３９度高温，浑身只穿一个小裤头儿，经常汗流浃 背，稿纸都汗湿了。有一天深夜，我写得正来劲儿，一个大花蚊子爬 在我肩膀上吸血，冷不防一巴掌打在我的肩膀上，吓我一跳，手里的 笔也掉在地上。回头一看，我爱人手上沾了铜钱大一片血。我心里一 急，吼开了：“你干啥？吓我一跳，故事情节也给我吓跑了！”我爱 人却笑着说：“我宁肯让你训一顿，也不让蚊子吸你的血。”说着， 她站在我身后给我扇扇子，并象哄孩子似的说：“写吧，写吧，心里 一凉，故事情节就又回来了。”就这样，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 了初稿，取名叫《雄鹰初战》。　　初稿完成后，我便娇娇养养像珍 惜自己的儿子似的用牛皮纸包了好几层，寄给解放军文艺社。接着便 是盼星星盼月亮地扳着指头查日月。过了两个月，稿子退回来。我打 开一看，稿子上有用红笔改过的地方，还附了一封长达７页的复信。 信中十分热情地肯定了稿子有四大优点，说“富有生活气息”，有些 人物也写得“虎虎然有生气”等，但这位编辑又颇具匠心地指出：“ 你写了一位师参谋长率领着一个特遣小分队去前线建立空军前线指挥 所，一路上灾难重重，艰难曲折，但这一举动对整个战局有什么重大 影响呢？情节发展缺乏推波助澜的有机联系。”最后指出：“一部长 篇小说是需要作者一番呕心沥血的构思过程的。要‘因小见大’，尽 量给它注入巨大的思想内容。看来这部作品还是需要重新构思的。” 　　读了这封信，我心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具有。但我一 生都忘不了这位不知名的好编辑。我看了几本书之后，决定动笔修改。 这时候，一连串不幸事件象冰雹一般朝我砸过来。像我的影子似的爱 妻突然病故，给我丢下了一个７岁的女儿，一个３岁的儿子。我又当 爸，又当妈。工作也变动了，到一个公司去当计划员、业务科长。那 年头搞计划经济，忙得我一天到晚上厕所都是跑步前进的。我经常不 回家。失去母亲的孩子想爸爸，７岁的女儿经常带着３岁的弟弟横穿 六七条马路，步行三四公里去公司找我；见了我，撵也撵不走，父子 三人常常睡在公司的凉台上。接着，那个“史无前例”便开始了。稿 子的事，一搁就是１０几年！ 　　说真的，我虽然１４岁便踏入社会，当过兵打过仗，参加过历次 政治运动，但真正懂得一点人情世事，还是那个“史无前例”教我的。 经过１０年动乱，我方才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是圣经上描绘 的那个“天国”，贪官污吏者有，争权夺利者有，尔虞我诈者有，落 井下石者有。当然为国家乃至为了全人类的发达进步，公而忘私、大 义凛然、改天换地者也大有人在。然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残酷的，甚 至是你死我活的。这才叫社会。 　　我有一位朋友，聪明过人，精通业务，两次上大学，千差万别的 物资名称都能记得滚瓜烂熟，并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称、用途、机械 性能、使用特点等等，双手都能打算盘，一本帐别人三天三夜弄不清， 扔给他三个小时，一目了然。工作干得很出色，但突然调他去仓库当 检验工。理由是他出身不好，有过右派言论。这件事引起我深沉的思 考：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但当时谁也不敢吭。我也违心地和他保持距 离，但又悄悄地向他学业务和技术，内心深处保留着对他的一层敬意。 这件事使我想到我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在战场上不愧是真正的英雄， 有做英雄的荣耀和光彩。但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和普通 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不幸。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只反映他 们做英雄的一面，把英雄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就违背了文 学创作的基本原则──真实地反映生活。生活中有阴暗面，我想，到 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没有落后就没有先进么。但文学作品只反映 阴暗面，发泄私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写不出好作品。 　　这时候，我想到当年有一位师长，３０年代的大学生，华北战场 上的一员虎将。据说“华北剿总”用万元钢洋买过他的人头。建国后 部队改编空军，他不会飞，做了一名副师长。“三反”运动中把他关 进了小黑屋，给他罗织了很多罪名，开军人大会斗争他，在军人大会 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位副师长很有才华，他沉着老练、稳若泰山 地坐在那里反问会议主持人：“这是什么会？军人大会怎么有权开除 我的党籍？”后来这位副师长平反了，到另一个部队当师长。人民日 报上发表过他的文章。但再后来，这位副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 大的苦头，蹲了几年监狱，老婆被迫假离婚，据说满口牙齿都被打掉 了。在部队我就喜欢这位副师长，听了这件事以后，有多半年我心里 都是沉甸甸的。我联想颇多，想到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英雄，这 就是我们的历史。也想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的矛 盾与斗争。更想到我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历史的道路 上翻来复去折腾了几千年，你斗我，我斗你，可斗来斗去为什么还是 这样落后呢？ 　　这时侯，再看我为之付出过沉重代价的３０万字的旧作，自己也 看不下去了。我决定全部作废，重新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既 不粉饰它，也不丑化它，力争做到列夫. 托尔斯泰说过的那个标准： “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写上这样的题词：‘我无所讳言’！” 　　决心下定后，重新操起笔杆子，苦苦奋斗两年多，改稿完成了。 那位我尊敬的副师长便成为我作品中第一主人公肖俊良的重要模特儿。 　　其实，在我一生极为平凡的经历中，所见所闻，大大小小的“肖 俊良”可谓恒河沙数，屡见不鲜，但他们的命运总是悲剧多，喜剧少。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肖俊良”的影子也几乎随处可见， 有人为他们唱赞歌，有人为他们鸣不平，但有没有人想过这些人类文 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们为什么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是扮 演悲剧的角色呢？这种现象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长途 跋涉，几度兴亡，几度盛衰，到了本世纪前半叶竟沦落为一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落后大国有一点因果关系呢？因此，我为本书定名为《旋 涡》。 　　稿成后我拿给身边的一些朋友看，读给他们听。褒贬不一，有人 说很好，有人说没啥意思。有一次一位热心的外行朋友说：“这一段 听了，像走进展览馆里听解说词。”我知道还是功夫不到家，毁了， 重写。３０多年来大改重写１７次。９３年６月，第１８次修改稿完 成了，我写信给１０家出版社联系，有的回信说不出小说，有的把我 寄去的“内容介绍”原物奉还，我打开一看，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一 家大出版社回信说：“根据我们的经验，像你们这些老同志写的东西 都是故事的简单叙述，引不起青年读者的兴趣。建议你找一家小出版 社联系。我们要求作品质量很高，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不妨寄来我们 看一看。”没见稿子先给一个“下马威”。更多的出版社连信也没回。 想想真有点十冬腊月穿背心儿，“凉透了”之感。我生性犟，决定寄 给那家大出版社试试看。正在这时侯，收到另一家出版社回信说：“ 请把稿子寄来，我们审阅后，再作进一步的商量。”我斟酌再三，心 想吃几个馍、喝几碗汤我自己心里有数，还是老实点，找一个较小的 出版社联系吧！ 　　此后忙活了８个月，做梦也没想到走了一段大弯路，弄得我大病 一场，差点喂了那“铁炉子”。严重的挫折激起我更大的创作欲望， 病没好就爬起来重写，一口气写了５个月。我已经６０岁出头的人了， 不写这辈子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和生命抢时间，和死神赛跑！ 　　一位青年文学理论工作者李建东同志看了我的手稿，给予很高的 评价。我虚心向他请教，他三番五次给我讲了很多文学理论知识和创 作方面的信息。老作家陈忠实同志也来信鼓励我。一位打过日本鬼子 的老八路──我的老上级郭长勇同志热情地帮我联系出版社。经一位 热心的青年编辑袁向远同志和一位诲人不倦的老编辑张洪善的推荐， ９５年初，经过重大修改的１９次稿送百花文艺出版社审阅。出版社 王俊石书记阅后十分重视，８月邀我到天津讨论稿子的修改。王书记 亲自跑前跑后给我安排食宿，晚上又亲自陪我吃饭。责任编辑郑荣华 同志为本书修改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们一见如故，每天都谈至深 夜方散。 　　我是一个第一次发表长篇小说的６０岁的老人，对俊石的关怀， 对荣华的尽心，用“感激”二字怎能表达我这份心情？！ 　　此外，在这部作品十分艰难的创作过程中，还得到过不少热心朋 友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一位跟我在一起工作１０多年的老同事晁瑞 敏同志，是个爱看小说的文学外行。她很关心我这部作品的创作和修 改。１０年前她就看过，提过不少意见。她虽是外行，但不少意见提 得一针见血，很有参考价值。本书有一些故事情节就是根据她的建议 设计或修改的。此外还有几位朋友如张牧童、焦性德、刘希瑞等以及 我的亲属和孩子们都为本书的修改和出版提过一些很好的建议，做过 一些积极的工作。在此书问世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水平有限，期待着各方面的专家、内行们的批评和指导。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