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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散文可谓情有独钟。虽不善写，但爱读。从读中感悟人生，品评哲理，陶冶情操，既是一种美的享受，又可从中窥听历史或蹒跚或铿锵的脚步。可以说，读散文是我一项重要的业余生活。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渐渐觉得散文离我们愈来愈远了。在火热的变革时代，像电视、小说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把那些渴望通过艺术的手段或解疑释惑，或寻找向导，或汲取力量的人们紧紧拢在了自己的身旁，而散文却显得有几分冷漠，与火热的时代极不协调。难道在历史上曾经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文体，到现在真的成了走不出文人孤芳自赏小圈子、只配为花草闲情做嫁衣裳的小品了么？于是，一些关于散文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新时代散文发展趋势等想法也就一直萦绕在心，不吐不快。
大凡做学问者，都知道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名言。这句话原本就是针对散文而说的，其实它也反映了整个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作为最早以文字形态产生的社会文化之一，散文从它诞生那一天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的滋润和推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应着时代的斗争需要而产生、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的。散文发展史证明，正是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斗争，为散文提供了深邃的思想、丰厚的素材和强烈的时代需求，而较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开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又是它不可缺少的发展基础。正是这些，使散文形成了两次革命性飞跃。现在，历史也将无可辩驳地再次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年代和开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将为散文带来第三次飞跃。
散文的第一次飞跃是在战国时期。其标志就是散文开始由基本上全是对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发展为叙事的历史散文和说理的诸子散文。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尚书》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开端。当时各方面都十分低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使其只能是一些誓词、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政治内核。到了战国时代，新兴的封建制度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法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突飞猛进之势，进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已经产生了可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社会条件。特别是诸侯割据、兼并的加剧，使各国统治者纷纷罗致人才，“养士”之风盛行。“士”游各国，可“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于是，“士”的阶层迅速崛起，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现象。这正是那个时期之所以形成百家争鸣局面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社会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以散文和诗歌为主要内容的划时代的文化繁荣。历史散文出现了《左传》、《战国策》那样的巨著；诸子散文也产生了《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具有很高或较高文学价值的杰出著作。对于这个时期百家争鸣和文化繁荣的形成，孟轲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句话，就很确切地说出了当时著作家的心情。面对这样的时代，散文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正是散文的积极参与，它才在社会上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散文的第二次飞跃是在唐中叶。其标志是文学性散文从历史和哲学著作中分离并独立出来，使其真正成了文学活动中强劲的一支。然而这个分离，既是我国文章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唐代，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措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一百多年的封建经济繁荣时期，并于开元年间达到了顶点。然而，唐王朝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是社会危机深刻发展的时代。开元盛世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中衰向中兴转变的时代。这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为了唐王朝的统一，维护封建秩序，抵御侵扰，便积极崇尚儒学，以恢复儒家的正宗地位。这在广大庶族阶层得到特别强烈的反响。这样，崇尚儒学的社会阶级基础已经形成，那些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的骈文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镣铐，文体改革大势使然。没有这个条件，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古运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能带来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学性散文与“大散文”的分离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韩愈那些刚健雄肆、奥衍闳深的雄文也难以问世。所以，他特别强调“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认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应“文”“道”合一，且以“道”为主。他之所以强调这个“道”在文章中的决定性地位，就是要求“文”必须为时代服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文学性散文与历史和哲学著作的分离，对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分离，其意义可以也说是革命性的。正是由于这次分离，我国不仅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散文名篇，而且也涌现出了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散文大家，散文也才能够发展为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而独立的文体，在中国散文宝库中，也才有了大量气势磅薄的黄钟大吕式的历史篇章，有了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人情之作。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散文的主流也没有离开时代一步。那些历史性篇章自不用说，即使柳宗元的山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周敦颐的《爱莲说》等也同样不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深刻反映着社会。周敦颐的《爱莲说》不就是通过对菊花、牡丹和莲这三种花的品评，慨叹真隐者少，有德者鲜，而爱富贵者独多么？结尾“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八个字，对世间争名夺利的人的厌恶，不明说而暗讽，愈显意味深长。散文与时代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实质上也是整个文学艺术与时代与政治的本质关系。即使很能叫座的历史剧，其中都能找出现实生活的影子，写古意在讽今。
对于散文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何以罗罗嗦嗦说了这么一大堆话来？原因在于，我认为当前的散文创作，正面临着完成它的第三次飞跃的重大发展机遇。所谓第三次飞跃，可以说起始于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学革命的领导，才把文学从形式上的改良引向思想内容上的革命。散文也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开始初步走向它的第三次飞跃。那就是，文体上开始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为更直接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让散文真正走近人民大众，提供了所必须的文体条件；内容上开始由反映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或封建士大夫仕途坎坷、政治抱负的流露，转向对黑暗反动统治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用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或反映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作者群开始由封建士大夫和文人骚客为主流，转向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主流，并逐步形成以专业作家为代表、广大知识群众为基础的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新型创作队伍；其发展走向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主张，为散文发展的最后归宿——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散文指明了方向。然而，那个时期毕竟是一个政治上反动黑暗、经济上积贫积弱的时代，虽然也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等散文大家，也有诸多散文名篇，特别是鲁迅的后期杂文，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世界革命文学中的奇葩，但在较清代“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下，加上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经济状况，这就决定了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的散文作家满怀革命豪情，创作了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精神风貌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散文作品，也涌现出了像魏巍、刘白羽、杨朔、秦牧、沈从文等散文作家，但散文的发展又终因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封闭”性社会环境的束缚，加上“左”的路线的干扰，而难以完成它的第三次飞跃。我之所以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完成第三次飞跃的重大发展机遇，就是因为散文第三次飞跃所赖以完成的时代，是被我们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时代。正是改革开放，一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又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转折。如果说这个转折在其初期只需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就可以启动和实现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就决不是靠出台几项政策或采纳几项措施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用新的眼光、新的境界、新的方式引导人民去认识去解决。所以，这个时代，不论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政治上的开明，抑或是社会的需要，条件都比前两个发展阶段好得多。散文通过艺术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引导和推动人们顺利实现这种过渡，既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同时又是一个推动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在散文发展史上，散文前两次飞跃都带有革命性质，但我们面临的第三次飞跃，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次飞跃，那将是散文从文体到内容，从作者群到读者群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它将使散文完成向人民大众文学的转变，使这种文体在服务对象上实现质的飞跃。这就是我之所以说散文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三次革命性飞跃的原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前的创作现状却离这个时代要求相去甚远。虽然也不断有一些好的散文面世，但那往往是才华的显露，缺乏的则是深刻与大气。我们的散文作家在继承它的文学性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在写大事、大情、大理方面却显得缩手缩脚，好像散文与政治与时代没有缘分，二者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一样。这里面既有我们认识方面的误区，也有我们文风上的问题。这样下去，我们的散文这个文学瑰宝，不但不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甚至还会失去让它走向社会，成为大众文学的大好发展机遇。那么，我们这些一直被誉为走在时代前面的文化人，就是在新的时代掉了队，打了败仗。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辉煌一页的散文就可能因为我们的迟钝懈怠而进一步流入颓势。
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或不欢迎那些积极反映时代的散文作品么？答案十分明确：我们不但欢迎而且十分需要。像小说《人间正道》、《苍天在上》、《大厂》《国画》等；电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情满珠江》、《大潮汐》、《外来妹》等等，它们之所以受欢迎，其实质，就在于他们及时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火热的时代，用艺术的手段回答了人们在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的种种疑问，为人们当了这个转折时期的“先生”。就这个问题，如果在文学艺术这个“大家族”中进行一下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开放地区与内地、其他艺术形式与散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差。开放地区是以《红十字方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情满珠江》、《大潮汐》、《外来妹》等深刻反映当前我们这个火热时代的作品为标志；而我们内陆地区所创作出来的则往往是那些历史性题材，或带有内地封闭落后特点的东西。在艺术形式上，我们的散文则与电视剧、小说等体裁相差了很大一段距离。电视剧、小说等体裁可以列出一大堆较为深刻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的名篇，而散文却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代表作来。一个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创造过辉煌，有力地推动过时代前进的文体，为何在现代生活中却毫无大气磅薄之象，表现得如此纤弱？以我之见，这些差距的形成原因大体有三：一是差在生活上，如内地还没有形成像开放地区那样的社会氛围，或者虽然身处开放地区，但实际生活圈子仍然还是旧有的小圈子，外面世界很精彩，可惜就是走不出去或者就根本没有打算走出去。这样当然也就创作不出那样的文学作品；二是差在意识上，也就是缺少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缺乏对生活的热情。有些同志是满足于对纯文学圈子的孤芳自赏而自恃清高；有些同志则是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逐渐被磨光了棱角，人文批判精神也已殆尽。三是差在观念上，也就是对政治的偏见。我们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曾把严重扭曲的政治强加到文学艺术身上，影响了创作的繁荣，也使一些作家的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于是，有些同志要么从中得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关系的错误结论，一直心有余悸；要么出于对于文学是政治的奴婢的逆反心理，躲开政治转而从事所谓纯而又纯的纯文学。正是由于这些，我们的一些散文作者对生活缺乏热情，创作短于激情，一味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追求小情、小景、惆怅、朦胧，辞采盛而意浮薄，技有余而情不足。这样下去，散文路子势必愈走愈窄。这种现象的成因，虽有一些客观因素，但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明白社会与政治对散文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还不善于从时代的肥田沃土中汲取营养，以推动自己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不负时代，使散文走出文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成为社会发展的“体温表”和“推进器”，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成为人们思想、生活和学习上的良师益友，当是我们的散文家的一个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需要我们的大散文家像韩愈、欧阳修发动“古文运动”那样大力倡导，需要散文作家在学风和文风上都要来个大的转变，甚至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要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密切关注现实，深刻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会不会损害散文的艺术价值，重新回到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圈子，这是一些散文作者的内心隐忧，也是影响他们创作大事大情大理散文的思想障碍。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左联”时期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时就已提出并得到了初步解决。如果说“左联”关于利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使劳苦大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正的伟大的艺术”的思想，在当时那个时代只能如此为之的话，那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论述，则可以作为散文创作的长期指导思想，即使当前散文创作也是如此。那就是，无论普及的对象，还是提高的基础，都必须是人民大众；既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看不起普及，也不能忽视普及与提高的区别，而取消了提高。提高只能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普及也只能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坚持这个基本原则，散文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
所谓学风，既有丰厚知识和学习技巧的问题，也有学习理论的问题，但二者相比，后者将显得更为重要。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散文艺术发展规律使然。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就因为它正在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乃至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转折，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需要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用新的眼光、新的境界引导人民去认识去解决。所以，在学风问题上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要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散文写作敢于反映时代、干预生活的人文批判精神。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时曾提出了一个“文气说”，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说作家写作时仿佛有一种气，这种“气”充足了，便会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这就是“气盛”。只有在这种“气”的基础上才能驾驭语言。散文所需要的“气”，就是大无畏的人文批判精神。刘勰在评论建安文学精神时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就是指的这种精神。二是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对事物的洞察力，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散文确立灵魂。清人章学诚把不识“大体”列为古文十弊之首，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识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洞察力问题，一个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问题，一个逻辑是否周密问题。三是要努力提高文化素养，厚积而薄发，这是散文能否与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各种“大作”划清界限的根本区别，也是优秀散文创作之必须。刘勰在论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时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这个论断，如果用来描述作者的文化积淀与散文写作的关系也是恰如其分的。所以，既然要端散文作家这个饭碗，那就必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训致以怿辞”，就必须有皓首穷经的精神。有了厚实的文化积淀，才能“通难知之义，达难显之情”，做到挥洒自如，出神入化。如同初学写作，起笔先讲ABC，成文又有一二三；达到一定境界，方能悟出文无定式这个道理。
所谓文风，除了散文所必须达到的一般要求外，我看还有三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必须关注生活，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把火热的生活写出来，做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而非为文造势，以致“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二是要为散文的“阴柔美”再注入一些“阳刚之气”。我们不反对有一些花草闲情、小桥流水之作，也希望多一些思想健康、意境优美的散文小品，但散文的主流则应提倡写大情大理。登高声自远。要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宽广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写出大意境的大气之作。三是要有地方特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如此，文学是如此，散文也如此。一方水土应该拥有热爱自己的作家，应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散文作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具有地方特色才最具生命力。开封作家就要有开封特色，开封文风，开封气派。
上述所思所想，仅仅希望它能成为引玉之砖，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以推动新时期散文的发展，让它实现新的飞跃。写下这些，代为序。
(此文为开封市建国50周年散文集《岁月有痕》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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